黄旦 “奇闻异事罔不毕录”:上海“城”的移动

▓▓▓【摘要】立足于媒介与城市的互为构成,考察初期《申报》耳目所周所指向的上海,研究发现:与其自身创办背景、性质、目的、对象及报纸人员构成相关,《申报》所经验的上...


  ▓▓▓¿¿¿【摘要】立足于媒介与城市的互为构成,考察初期《申报》“耳目所周”所指向的上海,研究发现:与其自身创办背景、性质、目的、对象及报纸人员构成相关,《申报》所经验的上海,是以“各国通商”以后的“上海”为基本视角,以“租界上海”统领所有,并由此聚焦于两个方面:第一,《申报》把上海的城市性确定为“贸易之场”“中华一大码头”,从而消解了其原有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上海”变为一个单向度的商业性城市。第二,以“出奇异便工力眩耀人之耳目”的“愈矜奇”,为上海城市文化定下基调,以展示其采用西方文明所带来的日新月异。《申报》通过“奇闻异事,罔不毕录”的运作,宣告了上海老城厢的衰落和上海黄浦滩的崛起,在悄无声息中“移动”了“上海”,上海被重新“上海化”,铸刻下新的上海文化和记忆,而且它所创建的“媒介地方”也成为了此后上海的记忆。由此,从媒介与地方相互运作的角度,上海是一个开放的概念,需要对目前上海及其记忆以及媒介所起的作用,有一个重新质疑和反思

  【作者】黄旦,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在面世的第一天,《申报》就广而告之夸下海口,“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半月后,报纸再刊一告白,对自己的表现做了充分甚至是绝对肯定:“本馆新报印行已及半月之久,凡有奇闻要事耳目所周者,罔不毕录”

  “罔不毕录”,猛一听必以为报纸上新闻是琳琅满目,稍微打量一下却发现,初期《申报》上的新闻,每一期最多不过三到四条而已。言过其实或有哗众取宠之意,但“耳目所周者,罔不必录”几字,倒也用得巧,曲折透露其内在用心。如所周知,没有人或者哪个媒介能把握世界全貌,鲁曼的看法是,作为大众媒介建构“实在”之基本理论前提的“世界”,“不是一个对象,只能是现象学意义下的界域”,因为世界是根本无法达及的。这同样可延用于城市,它的许多构成部分,经常是隐而不显甚至被忽略的,看到的部分,不过是依托于特定移动和关系而展现的的界域。本雅明为此提供了经验例证: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时间,故事家、收藏家、考古学家、游手好闲者、儿童、拾垃圾者、集邮者、统计学家、侦探、面包师和赌徒,都是以不同方式认识城市的,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城市。因此,不存在一个静候着被认识、被报道的城市,是“媒介授予事件、人物、团体、讨论、争论和故事以可见性”。城市是与传播交往——这道波动的“火光”相伴随的,其“空间及其轮廓存在的范围只是在火光能够达到的地方”,“火光不能达及的地方也就是城市中缺乏活力的地方”,除此而外,任何所谓的“骨架”“架构”或“构架”等都不会给城市带来一个真正的“形式”。“光”与“城”相映,意味着报与城相间。一方面,报纸是城市的构成部分,从中牵线拖网般拉曳出新闻和信息;另一方面,城市又是在报纸的组织化、程序化操作中得以编织和呈现,是编辑部把城市演说为一个公共空间的处所,成为众人分享和触摸的经验性存在。“自新闻纸出,而世之览者亦皆不出户庭而知天下矣。”可见,“耳目所周者,罔不毕录”的关键在于前者,是“耳目所周者”限定了“罔不毕录”之“毕”

  “耳目所周”,显然带意向性。按现象学之说,意向性就是“人与世界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联”,是指“人类对准现实的指向性”。“当人类体验某物时,人类不得不指向构成其世界的实体。”在这个意义上,“耳目所周”与“罔不毕录”,就好比是唐·伊德所称的“领航员”与“大海”的关系,是其所处位置与周围条件的契合性实践。《申报》的“耳目所周”,是在同“申”的各种条件的呼唱共应中,指向它“罔不毕录”的“奇闻异事”之“申”,从而“让我们通向那个由于与我们相关而伸向我们的东西”,“让我们进入与我们相关或传唤我们的东西”,好比“航海图以特殊的方式‘指向’了它所代表的东西”。正是依着这样的思路,本文不打算在惯常新闻学意义上,诸如甘斯的选择、塔奇曼的“框架”来讨论《申报》,比如“什么在决定新闻”,因为此种考察是以主客观二元为基础,重点在于衡量现实与报道的距离,追究的是反映与被反映、建构与被建构的规则及其真确性。同样,大众传播学借查验新闻文本以证明其效果的做法,也不符本文的旨趣,因为这是以主客体二元为基础,把新闻、讯息与受众的关系,看成为一种刺激-反应或解读理解之效应。本文试图立足于“申”之报与报之“申”的相互构成,从《申报》“耳目所周”之“录”,来考察它是如何释放出“上海”的“可见性”,从而形成了一个《申报》-上海。在我看来,与其说《申报》开创了一个报纸作为“城市指南”的传统,不如说《申报》在“指南城市”,它是在“指南城市”中成为“城市指南”,恰好比“在吟唱中歌才开始成其为歌”一样。借此,《申报》的“耳目所周者”为何?这道“光”射向并形成一个什么“上海”?“申”与“报”是如何交织,它意味着什么,就成为本文试图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第一天的《申报》,是用这样一条——也是当天唯一一条新闻,来与读者面对面

  西人于廿二至念(廿)四日,连日驰马角胜负。……或二三骑,或连辔而行,风驰电疾,石走沙飞,各向前驱,不为后殿。……游人来往,士女如云,则大有溱洧间风景:或蓝舆筍轿得得远来,或油壁小车辚辚乍过,或徙倚于楼上或隐约于帘中,莫不注目凝神,观兹奇景。而蹀躞街头者,上自大夫下及负贩,男女杂沓,踵接肩摩,更不知其凡几矣。……诚海内之巨观,古今所仅有者也

  在第二号上,主笔蒋芷湘又施展出自己“南国词人,西泠才子”之手段,为这场西人的“驰马角胜”,配上一首《观西人斗驰马歌》,既作为三天赛马结束的告知,同时也与第一号上的新闻互为呼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新闻故事陈述,其开首四句云

  据本雅明说,“陈述”一词的拉丁文词源,就是指东跑西颠的动作,是来回忙碌。用一个具象描摹,陈述就相当于依托一个讲台,“有人正面对缄默不语的对方(情偶)在温情脉脉地喃喃自语”。这,倒也合《申报》的自我想象,“一登于新闻纸内,则千里如同面谈”。那么,《申报》随着“驰马角胜”而“东跑西颠”,打算“温情脉脉地”诉说什么呢

  就画面看,西人在策马疾奔,游人是来往如织,三教九流,“蹀躞街头”;西人是“各向前驱,不为后殿”,观者则“莫不注目凝神,观兹奇景”;马声车声,轿去人来,杨丝飘拂,青红纷呈;“春郊暖蘘”融化进一片“锦靴绣袄”之中,虽是西人“风驰电疾”,偏又有“溱洧间风景”。此种西人跑马,华人争看;不中不西,又中又西;新奇繁华,闹而不乱,“诚海内之巨观,古今所仅有者”,正展示出《申报》“耳目所周”之“上海”的独特气象

  与之前后的报刊不同,《申报》有着明确的地方意识。第一天的《本馆告白》就直言,“向见香港唐字新闻体例甚善,今仿其意设申报于上洋”。六天后,又做申明:“本馆先设上海,故曰《申报》”。这既是对报纸地方属性的说明,更是对自己归属的认同。“申”与“报”的混杂交织,贯穿于“报”生产“申”的全过程,确定了“耳目所周”的界域,“所重者应在申江各新闻”。“码头热,华洋杂,新闻集,申报出”,虽不无戏谑之意,倒也说到了点上

  从“码头热,华洋杂”中孕育而出的《申报》,毫不隐晦承认,报纸是“码头”上的一分子,是为“码头”而起:“若本报之开馆,余愿直言不讳”,惟“谋业所开者耳”。“今特与中国士大夫缙绅先生约,愿各无惜小费而惠大益于天下,以冀集思广益。”它同样毫不隐晦,在“华洋杂”中,其所谋对象是“华”而不是“洋”,“供华人之耳目者”。报纸口口声声是要雅俗共赏,“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但其心目中,显见是有一基本图谱的。创刊甫始定下的条例,公开征求“短什长篇”,“名言傥论”以及“招贴、告白、货物、船只、经纪、行情等”,可见主要是面向所谓的“博览鸿儒通时硕彦”,具体而分,则包含仕宦、士人、商贾和行旅者。《申报》后来自己概括的版面编排:“首列议论,中述琐细,后刊京钞,尾缀拍卖行情”,应该就是按这样的图谱而来。在增设《民报》时,报馆特地说明,该报“原非为文人雅士起见,只为妇孺佣工,粗涉文理者设也”,或许可以反证,《申报》原有的读者定位主要是“文人雅士”。所以,费南山认为《申报》的体裁及内容,是一种“仿故事”的报道方式,是传统文人读者的标记,均以笼络士大夫和文人为目标,是不无道理的

  或许是与此相关,原先上海滩上“西人口述,华人笔受”的报刊操作范式被颠覆,《申报》由西人投资,华人主持。报纸的第一批华人主笔(蒋芷湘、钱昕伯、何桂笙之类),大多为“没有功名”,也不具“多高社会地位”的饱学之士,属于中国“文化边缘性人物”;由于寓居沪上,或“在西方文化的熏染下,或在西人文化机构里工作,或在价值上趋向于认同西方文化”,就酿成了梁元生教授所称的“双视野人”,“他们可以‘看得见’两个不同的‘视阈’或‘视野’——两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世界”,并感受到它们之间的张力。这不仅使得他们离不开谋生之地的洋场,在精神气质上又难以完全融入,与传统中国的文化道德始终难分难舍。王韬或许就是一个证明,一方面他在墨海书馆佣工,潇洒享受着上海的现代,另一方面,在沪上居住多年,仍对上海充满鄙视,“沪之西人未来之前,其礼已亡”。“沪虽偏隅,久为藏垢纳污之所”。且不管这种表白的真真假假,表白本身就有意义,多少见出他还是不能缺少这样的精神托柱,哪怕是在口头上

  《申报》毕竟是西人的产业,馆地在公共租界,并受工部局管辖。据说美查在开办之前,曾就报纸的法律基础和保障,征询过京城的英国外交机构,得到的回复是,如果是作为一种商业性质的企业,可以受到条约的法律保护,这与创办者的“谋业所开”是一致的。所以,开张不久的《申报》,因为杨月楼案的评述,意想不到地溢出了“谋业”的边缘,激起粤人强烈不满,导致了地方宗派之争,还引起上海县署的插手,出面要求英人惩罚报纸。这番作为就不被英国使馆所接受,认为违背了商业性质,不受条约保护,美查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由此可见,“申”与“报”及其实践,是在一个复杂和矛盾的关系中进行:首先,报纸的华人主笔日常浸染于租界上海,对于西方文化及其价值,不能说是全部接受,至少心底是不完全抵触的,否则也不可能在西人开办的文化企业讨饭吃。其次,为了让华人理解并购买“新报”,中国人熟悉的“谏木谤鼓”或者“子产不毁乡校”一类古训,成为报纸的自我声称并在实践中亦有所体现。可这,未必有利于以“谋业所开”之宗旨,倚轻倚重,顾此失彼。其三,报纸处在租界,在工部局管理规制之下,它又不隶属于租界当局,相反,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实际作为上,不时要考虑华人的口味,从销售报纸的角度,这又与“谋业”意图相合。恰如有研究者所说的,《申报》以为,有半数以上中国人是喜欢并相信故事的,由此,美查愿意接受“虚构”的文字在其报道事实的报纸上出现,甚至鼓励像读书一样去读报纸,初期《申报》基本上是一张文学性的商业报纸。其四,“谋业”逻辑中的报纸,自然以旁观者面貌出场最宜,偏是操笔的传统士人,“文以载道”“匹夫有责”之类根深蒂固难以驱除,喜欢表现甚至干预,常常以第一人称出面言说。韩南教授在讨论《昕夕闲谈》的中文翻译时,有一个观点很有启发,他说中译体现出两个与中国传统小说相关的特征:第一是增加细节描写来扩大场景和将简略叙述改变成场景;第二是通过一个人物的视角而不是非人格的视角来观察一个场景。《申报》主笔在“奇闻异事,罔不毕录”中充满着大量类似的创造性,在前面提到的《驰马角胜》中就多有展露,最后还以评论为结:“惟华人观者过众,几于无处容身。倘有人能于隙地,编以蓬茨,成一平台,俾观者居其上而少取其值,则既可以从中获利,而亦无拥挤之患矣,岂不甚善,惜乎无由计及此者耳。”最后,报纸栖身租界,自是避开了中国官府的直接干涉,但鞭长莫及仍是有“鞭”在手,更不必说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政治的也是文化的),与操笔华人们未必就没有血脉相通之处。就初期报纸的实际作为及其呈现的面貌看,却是处处表露出在精神道德上连而不断互通款曲

  上述种种的牵扯,落实到具体运作之中,《申报》所“罔不毕录”的“上海”可谓是微妙而混杂。首先,如何安顿上海与国家的关系,报纸似乎未有定章,实际上是随意放任。以初期两个月约60来篇“论说”为例,其中约三分之一左右,直接以上海的事件为议题;还有三分之一弱,比如像《江堤论》《团练议》《商贾论》《治河说》《开矿议》《奢俭论》等等,则完全是心怀国家。有意思的是,牵涉上海的部分,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而面向国家的,眼睛似乎也都飘过上海,除了少数几篇(如《商贾论》《奢俭论》《海面缉盗论》等)好像有立足上海外望国家的痕迹。此种上海与国家分立,或许体现了《申报》对于上海的某种理解。依此看,“所重者应在申江各新闻”,并断然拒绝将京报置于报首,也就不只是一个内容选择问题。其次,与此相应,报纸所体验的华洋之上海,同样是暧昧不清,颇有点“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码头热,华洋杂”的上海,像“驰马角胜”一般,总是充满乐趣和生气;另一方面,“华洋杂处”所带来的“华夷”之“界”,又情不自禁被带入国家层面的中西关系视角,租界洋人的蛮狠、惟利是尚的风气、奢靡铺张的生活,常就成中国政治、道德和文化的对立面。最后,由于面向“博览鸿儒通时硕彦”,报纸理解的上海生活空间,犹如夹层面包,分别是洋行、买办和老板穿梭往来的世界,是知识精英你唱我和之地,在他们的阴影之中,夹杂着伙计、雇工、学徒、妓女以及下层普通民众的出没。“首列议论(还应包括竹枝词),中述琐细,后刊京钞,尾缀拍卖行情”,实为此种理解的写照。“议论”“京钞”和“拍卖”就是冲着“商”和“文”的,中述的“琐细”,是为那些下层细民之辈所设的——他们几乎每天进出于报上的“会审公廨”之中。总之,上海事务与国家事务的各行其道,上海文化和中国传统的若即若离,商人和文人的社会构成,是《申报》“耳目所周”的对焦之处

  然而,好比“双视野人”的“双视”,是上海开埠所引致的切割一样,上述《申报》的种种具体焦点和画面,也源于一个共同的背景,否则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即便发生了也无意义可言。若以唐·伊德的诠释现象学区分,知觉可分为微观——实际的看、听乃至身体感知所获得的具体景象与宏观——文化诠释的情境的话,无论《申报》具体运作的上海面目是如何展开,却来自同一个宏观知觉,亦即他们在将看到的东西看做什么方面,是高度一致的。我想说的是,像《驰马角胜》中的那种“码头热,华洋杂”,始终是报纸所理解和坚持的“上海”,并由此确定了其“耳目所周”之射线。且看《申报》“伸向”我们并让我们得以通达的“上海”

  窃思上海一邑,实为中华一大名区。盖自中西各国通商以来,几于无物不至无美不臻。何也?盖由水陆交会地理便易也。尝考其地势,其北,则有天津山东牛庄治府为北货之薮;其南,则有广潮漳厦台建汀温为南货之渊;其西,则通湖广江浙之富;其东,则尽横滨长崎之利。洵乎,为货物軿集商贾辐辏之区矣

  窃惟上海一隅民居甚伙,自各口通商以来,西人之至中国者,咸以上海为善地,而中国各省府州厅县之大商富贾及华膴之子弟,莫不络绎而来。近者,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惟洋□□一区,几于无微不至,无美不臻

  显而易见,《申报》完全是以“地势”进入“上海”,犹如描画地图一般,标出周边景观,以此衬托出“上海一邑”“水路交会”的便易——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天然所在。但在它着力标识的地形水貌之后,散发出的是内含的文化意义,或者说是上海的特殊性,亦即“中华一大名区”,中西瞩望之“善地”。“命名是赋予空间意义,使之成为地方的方式之一”,《申报》以“名区”“善地”之“神”,凝聚起上海风水之形,以使焕发出独特光彩。“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几于无物不至,无美不臻”,此种绝无仅有的口气,与《驰马角胜》中的“海内之巨观,古今所仅有者”一样,是用一种“裁决式”话语施行力量制造出“既成事实”,显示“上海”的独领风骚

  其实,就地利而言,“上海一邑”,本就是“善地”,它“兼有长江干流沿岸城市和东南沿海城市的双重角色,其地理位置之优越在国内港口城市是无与伦比的”。“上海早在开埠以前已有‘东南都会’‘江海通津’之称”。它“不仅是沿海贸易的港口,而且是长江航线上的重要商港”。“鸦片战争前上海附近大小市镇已达150余个,上海县城人烟稠密,商业兴隆,俨然一副商业城市的景象。”正是因此,“上海老早就是个国际贸易市场,番舶沓至”,还有一条专门的“洋行街”。“市场是以县城区位为中心,商船从黄浦江里泻进来,东门外就成了码头的焦点。大东门、小东门,可就热闹得了不得了。” 1843年进入上海城的一位英国植物学家和旅行家,对之就有深刻印象:城内的街道一般狭窄,但商品繁盛,夺人眼目的是丝绸和刺绣,还有棉花、棉织品、瓷器、各种漂亮的用毛皮镶边的现成衣服,还有长竹烟筒、图画、铜器和许多古玩店都出售的竹雕装饰品、旧瓷片等。按照斯波义信的统计,鸦片战争前在上海城内城隍庙附近大约有30个会馆和公所的中心会馆,以此为中心形成了繁乱的工商业者及工人的街市,其27万人口中大约八成都是外来人口。不仅如此,在《申报》创办后十年,据海关报告,“总地来说,商业的发展方向大体上仍同过去一样”,而“外国进口物资的分配渠道和上海为了再出口而进口的土产的征集路线,它们大都仍保持多年来的原状——本省和邻省的河道”

  可《申报》偏就用了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中西各国通商”或“各口通商以来”,与这些日常认知断开,并且由此入手,顺势将上海引向“名区”:“在未通商以前,轮舶未行,货之往来,江汉粤闽登莱锦盖者,近则半月,远则月余,方能得达。至风涛飘忽时,则又不能自主,而花木鱼鸟珍果之类,遂无以致远。轮舶则万里之程,十日可达,挹彼注此,毫无阻碍。”“未通商以前,各子口未立,国家关税所入,虽不加绌,而粤海江海等关,沙船福船之放洋者颇少,放洋既少,纳钞定不奢,而每岁税银之上户部者,无以抵内地各关隘。今则轮舟舢板络绎海面,每日报关册进出,各口货单,至不可以计数。物土所产,固有以通其宜者耶。”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华洋杂”,商人“莫不络绎而来”,不仅“名声大著”,并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华”。不过同样是因这个“轮舶”,上海原有的运输大受折损,“自通商之后,夹板船兴而沙卫等船减色矣,火输船行而沙卫等船更失业矣。”周边城市亦被累及难以幸免,以江苏为例,一直因拥有运河这一贯通南北的大动脉,加上全省水道之密“甲于全国”,所以“城市增加,人口繁盛”。但“自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轮船侵入中国,交通线立刻发生变化,以海运与江运为主,运河顿失其重要。加上运河本身的缺点,自黄河改道以后,淮河淤塞,时生水患,运河更难济用,因之江北、淮北的城市,失其商业命脉,难以发展,纷呈衰落之象。”《申报》的“耳目所周”,却是不触及这些,所谓的“其西,则通湖广、江浙之富”,也完全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延展,而且使之附着于上海获得了其重要性。如果说空间是在时间中搭建起关系,时间也就标刻出空间的意义并规定了其秩序,上海因此与周边以及全球有了广泛联结,同时也在这样的联结中,与周边加以间隔,使上海有别于甚至雄踞于它们之上。空间“为地方提供了脉络,却从特殊地方来引申其意义”,上海就在与其周边地域既相联又区隔中,闪现出无处比拟的特殊面貌——“中华一大名区”

  然而,即使是顺着《申报》所谓的“各口通商以来”时间节点,据说在开埠——“各国通商”十来年后,上海仍是一片“滨江茅屋,芦苇为邻,商市萧条,烟户零落”之景色,“沪市固未见进步也”。直到1852年以后,上海贸易开始超过广州,名列全国榜首。迅速发生变化则是在1860年代,开埠初年只有“十一所新建的房屋”,“二十三家商行”,“四十来艘”外国进港船只的外滩,到那时每年的“外国船已有四百艘之多,每年已有价值八百万镑的茶叶和六万包的丝从上海装运到外国去。这时的上海已有外国商行七十家,飘扬在上海上空的已有八国的国旗,侨民已有八百多人。”这种突然发达,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人灾”——太平天国之乱。咸丰年间,太平军逼近上海,慌急之中,租界成了避祸求生之所。国内,主要是江南一带“富贵贫贱相率偕来”,不仅资金人力源源而入,华人涌入导致租界的房产大兴,“此为上海市面兴盛之第一步”。所以姚公鹤不无感慨地说,“以上海襟江带海,复经外人之竭力经营,工商发达,输运便利,其足以吸收全国之商业固已。然无吾国数次之内乱,其效果亦决不至是。”因此,“将上海市面之兴隆”,“多归美于英人商业眼光之透辟”,是不合适的。“如果运用指标数据来观察公馆、公所丛生及其分化情况,上海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近代上海的发展不完全归因于租界。”

  这一切,于《申报》的上海视野之中,同样不占重要地位。当《申报》以不无夸耀和自豪的口吻,赋予“上海一邑,实为中华一大名区”,或“自各口通商以来”,各方“咸以上海为善地”时,地理边界是模糊的,指向却是十分清楚。边界模糊,是因为其以“上海”或者“上海一邑”为指代,似乎可以涵盖上海全域;指向清晰,乃其实际所向,不包括过去的上海,主要就是1860年以后市面迅速兴盛的上海,是开埠后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现代贸易网络中心节点的上海;也不包含华界的上海,它是以其创办之时的“租界上海”为现实存在和交往场地。这是一种“将同期的差异”并入“时间序列”,从而达到以时间驯化空间:一方面是一种隔离,以时间来拉开南边的上海城与北边的租界上海距离,甚至远得看不清;另一方面,又以时间生产一种联结,通过黄浦江使上海与周边地域相会并凌驾于其上。时间对空间的融合修订了空间的差异,人为制造出异质性,并重新组织和界定了《申报》的上海。“中华一大名区”一说,也使得“中华”与这“一大名区”的意涵及其关系,均发生不同的变动

  当然,《申报》不是将华界上海及其周边隐去,而是在其“耳目所周”的频率中,华界上海与周边城市的存在,是依托于租界上海的动力,由租界上海所导出。由此想到在开埠后不久,一位外国人所亲眼目睹的上海,“城里边还是一切如旧,城门到了傍晚依旧按时关闭,夜里边各街道上依旧有更夫打更,乡下人每天依旧挑着他们的物产到城里来兜卖,并向那些挂着‘真不二价’牌子的店铺买他们日常所需的物品”。“在城外那片泥滩上,则一个雏形的租界已经渐渐地成形了。”一边是“一切如旧”,一边是“逐渐成形了”,尽管前者是“城”,后者还是“那片泥滩上”的“雏形租界”,可“城”不仅是在“泥滩”的照映下出现,同时正是在“泥滩”的“逐渐成形”中,“城”显得“一切如旧”,无丝毫变动。在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城”是因为“滩”才被带到我们的面前,上海城变成了上海滩的“他者”:“沪北风光尽足夸,门开新北更繁华;出城便判华夷界,一抹平沙大道斜。”一抹平沙大道,隔出了“华夷”两界,判定了“新北”之新,直达“更繁华”的“沪北风光”——尽管就其实际面积,不到上海县当时所辖的44个市镇的四分之一

  任何一种叙事,“无论它看起来是如何‘完整’,都是建立在一组本应包括在文本中却被遗漏的基础之上的;实在的事件是如此,想象的事件同样是如此。”《申报》为“上海”所提供的这样一个进门的“入口”,“既像是复原或重新构造的‘图像’,又像是‘航行工具’和导航的程序”,决定了对上海作为一个“存在(的理解的)遥控的预先理解”。当报纸如此这般“为地方和位置设置空间,把它们开放出来”时,也就“同时使一切事物释放到地方和位置中去”,排列出“奇闻异事”的基本次序——商业的上海和新奇的上海

  据称1860年代的上海,“实在已经握着中国全部商业之一半了”:每年从上海出口的有生丝一千三百六十万两、茶叶一千四百五十万两、棉花四百万两,其余的物品约五百万两——共约三千七百万两左右;从上海输入的则为织品一千三百二十万两,其中半数是毛织品,半数是棉织品,其余的货品三千五百万两,当中包括从中国别处地方运到上海来转运外洋的茶叶和别的货品,和鸦片烟土一千六百四十万两。依此看,所谓的“货物軿集商贾辐辏之区”,正是要将这种“产品和服务所在位置的符号”,作为上海“场所(place)的意象”。后来有人总结道,“十余年前之《申报》及《新闻报》皆用有光纸,其篇幅适合商业柜台之大,商人就柜台展阅甚为便利,即此一端,可见当时新闻家之知识专注重于商界,凡政治上、社会上之事不甚措意,故此两报之销行及广告以商家为多,其历史之关系盖已久矣。”

  “政治”“社会”之事,《申报》是否都是“不甚措意”,还可再议,但“专注重于商界”应该是大致不差。一展开《申报》,“专注重于商界”的气息几乎扑面而来。扫一眼《申报》上的告白,几乎全是设在“上洋”的洋行店家,它们卖“洋货”:“钟表洋琴红绿绒”,“外国食物一应俱全”;或销“外国杂货”,包括“各式信壳外国书籍本色大纸”;叫卖“各色花呢、听醣风琴、元羽缎,花旗曰塔狗炼香水、花旗牛奶等物”;或是“奇巧新货”:“大小呢绒、红绿哔叽、原漂洋布”等等,加上香喷喷的洋肥皂,“新到上等黄色洋夷皂出售,其名曰立物破而字号”。还有“东洋店”:“专办东洋名窑瓷器一切希奇细巧盆碗茶盏大小花瓶精工漆器”。至于“新到串戏钟、鸟叫钟、新样闹钟”,“春戏洋琴、鸟音洋琴、打钟鼓、吹笛、八音琴”,“时样手枪、风雨寒暑表、各色金银表、雷火震、千里镜”以及“洋酒、美味糖果点心、假洋珠奇巧玩物”,也是一应俱全

  一眼即可看出,初期《申报》上的告白,在地位上远胜于新闻。不少所谓的新闻,发生地点是笼统的,时间是模糊的,虚实更是难辨,来自外地的更是如此。告白则不同,比如其创刊号,告白中首先是前一天的货物行情和进口各船信息,然后是第二天“早开火船”的信息。这充分体现了《申报》自己说的,在新闻纸的诸种作用中,告白“一端为尤急”。“尤急”,一方面这是报纸生存的土壤和养料:“窃思上海富庶甲天下,凡银号当铺茶栈丝业及各大宝号,又闽粤秦晋吴楚瓯越诸大宝号,虽间有取闻,仍未逐日赐顾,是于本馆销售未广,即经费难敷。”另一方面,“各大宝号”的遍存,恰又展现出“货物軿集商贾辐辏之区”“告白”的之重要性:“上海为货物众多之所,往来贸易之场,苟能使某货某价,尽得之耳闻目见之中,则不独新闻之为用,其于贸易一道,尤为当今之切务,所一日不可无者也。”《申报》是面对着伸向自己的“上海”,置身于“往来贸易之场”之中,谋划并展开“告白”

  创刊之后二十多天,报纸版面上出现货物信息和行情,重点是茶叶、湖丝、洋布,几乎隔天就有,主要涉及地点为福建、汉口、天津,甚至也有连及法国的。三个多月后,隔周发布前一周货物行情的通报,已经成为惯例,有的甚至是作为重头放在论说之后。通览《申报》上的这些行情信息,就有一个深刻印象,它们并非只是价格,而是给商家发出的告知,以了解货物销售情形便于及时调整。比如:“昨日,四川轮船由天津返申述知,该处洋布各货,均不甚鲜色。皆因由申装去者不少,故仍然平平也。闻烟台各布货,比天津似乎易消得,能如此则各货不至见松耳。”“昨日,气拉渡轮船由汉口到申带来信云,各洋行所沽出之洋货不少,因办茶需银故也。惟斜文布看有起色,其外各货价平平耳。”“昨日,山西恰便二轮船由天津旋沪,带到该处信云:八四中原及七磅轻布,仍然疲滞,俱无受主。其余粗布漂布洋标等货,均皆呆手,是以在申之津客均不举手耳。”从此类信息中,在在可见报纸的姿态与操作。首先,非常重视时效,它们都是“昨日”,就当时报馆情况而言,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相信也是竭力而为;其次,报纸试图在货物贸易流通中,及时扮演调节枢纽的角色;最后,《申报》主要利用来往各地的轮船获取信息,据王韬说,当时西人“每月有火轮邮舶二,自中土往来,克期而至,虽甚风雨不爽时日。必携其国之日报、信札,按名给派”。《申报》与这些船只应该都有着密切联系。进出口航船的信息,本也就是报纸告白的重要部分

  报为船刊载信息,船为报提供行情,《申报》与告白、行情信息是互为介质,在“货物众多之所”穿梭接连,开拓信息流转之空间,编织着“往来贸易”之网。自第五号开始,报纸的发行与轮船的开行同步,“无轮船开不发,余每晨发一张,风雨不改”。轮船不是往返于天津、烟台、汉口,就是来去宁波、长崎、新加坡;信局所向,要么专寄杭嘉湖苏松太等地,再就是专寄镇江九江扬州南京九江汉口等处;香港地区、美国、英国,也是定期而发。《申报》实成为航路和水路信息的汇集中心,成为媒介的媒介。这还不是像麦克卢汉说的,旧的媒介成为新媒介的内容,而是不同媒介的并置组合互为延伸。《申报》初期的信息获取、报纸发卖,是“由信局带往京都及各省销售”:“本馆申报今注明在各路远处发售地名:镇江大闸外天主街口运河边、南京评事街万寿宫隔壁、扬州左卫街中、九江西门外、仙镇菜市场、汉口董家巷中市、苏州阊门外渡僧桥。如贵客在各路,欲买者须至上洋数处问全昌顺信局便知,每张十文。宁波水街口、杭州珠宝巷、嘉兴塘卫镇。门上问协兴信局可也,每张拾文”。同时也依托于商号货栈:出报仅十多期,在上海就建立了包括“广永昌广货店、周元成洋货店、悦隆号”等十七家各种商店的售报网,并还“欲在城内及大小南门等处,亦欲设立代售之店。如有愿做此生理者,至本馆面议可也”。贸易网络、运输网络、商品售卖网络与信息网络,是互为交集互为依赖互为延伸,同时也改变了商行发卖商品的习惯。代利洋行就通过报纸这样告知客户:“本行于七月十一日起,凡有拍卖货物一切之事均登申报,不另行分送小帖,凡贵客欲拍者请阅申报告白可也。”

  关键是,此种报纸、信局、航船、商店的交织,依托的正是东南西北“水陆交会地理便易”之“地势”,“货物軿集商贾辐辏之区”之实际交往:“凡庽沪友人有在各码头市镇开设店号者,请来本馆面议,以期各路通流,共沾利益”。不仅如此,要是稍微转换眼光,关注一下新闻,可以发现其来源和发生地分布,星星点点,大致也是散落在此种贸易、航船往来辐射的经纬之上,广东、香港、宁波、汉口等尤为重点。据统计,《申报》创办当年,仅转载于香港《循环日报》的新闻和论说就有四十四条之多。这一方面固然有《申报》采编力量不足,惟有借用“香港唐字新闻体例”之力的原因,另一方面,自然也是在运作地方,以新闻和信息为光标,以沪为中心,串联起港、粤,证明了“香港的作用是华南与东南亚关系的中介点,然而上海是内陆与沿海以及东亚港口的中介点。”“水陆交会”“货物軿集商贾辐辏”,既是上海向全球的展开,也是周边乃至全球向上海的聚集。李星沅所谓的“小广东”,以及第一批开设在黄埔滩边的外国商行大都是以前开设在广州的商行等等,多多少少可以表明这一点。《申报》给人们展开的是上海已经并继续向四面八方盘根错节布线张网:商人商船,书信信局,水路陆路,以致北货之薮,南货之渊,西地之富,东地之利,全都因此而关连而此呼彼应,商贸网络直如黄浦江水,来回涌动奔腾不息。如果“书籍的传播网络至少从最开始是倾向于沿着成熟的贸易网络发展”,是欧洲城市的一种基本状况,那么,《申报》则是在与贸易网络的同时展开中,与贸易网络互为载体,或许这正是“本馆之设立申报也,原所以备纪中外之事,通达中外之情者”之意吧

  当然也不止于此。《申报》的“通达中外之情”,还深入到商界之中,从而使报纸成为了商之“界”:买者卖者、货栈洋行、金融保险、批发拍卖、税收海关等在报纸中不时进进出出,你来我往,七嘴八舌,相争相议,随聚随散,颇似各类商人定期或不定期之聚会。《申报》还总是抓住机遇,不时与商界眉来眼去,互为推进。在1872年5月30日的报纸上,出现了一条《电气告白》的大幅广告,以鼓吹电报“万里之遥,片刻周知”之奇效,实为推销“电报新书”,即将原来的“外国号头改作中国码号”,以便中国人翻译电文。随之在下一期,亦即6月1日的报纸上,就有《论西人电信保险拍卖诸事》的论说,其中电报一项,其基调几乎就是前日“电气告白”的翻版,在述说完了“传信之速,无有逾于此线”种种优处之后,告知读者“今制有电报书,均改用中国文法,较之外国字样,更为妥便”,“既无漏泄之弊,又无延搁之虞,外国行之久有成效,更望中国仿其法而试行之,则中外皆享其利矣。”这还算是比较隐晦的,有的就是公开为告白张目:“今日万隆洋行告白内言,外国新到一类布,非棉非丝非葛所织,可以制造帷幔,价极公道。夫既非棉丝等项,则必别有希奇之物所织而成,岂如水蚕丝火浣布之类欤!西人诚可谓能用心于制物矣。”同样,同年5月25日报载,“昨日一点钟时,上海机器局第五号轮船造成,船壳落水。是日,观者除上海道宪、右营参将及文武各官外,中外士民如云盖数万人云。船身长三百余尺,阔四十余尺,深亦四十余尺,方在岸上恍如峰嶂屹立,及其落水不啻山崩,实中国之巨观也,其详细俟后再述。”果然没几天,报纸上就有了详述,一篇《轮船论》赫然在目:“舟楫之利,至轮船为已极矣!”问题是“中国既巳设局自造轮船,何为只造缉捕兵船,曷不筹款多造,无论大小,总求敷用。宜于海者,造若干号;宜于江者,造若干号;宜于河者,造若干号,则百货不忧其不通,万商不患其不至”。直至该文的最后,才道出这一番叙说的目的,希望上海道宪能够允准“西洋各商会议”打算制造轮船,在苏州河航行之计划。创办当年的6月19日,报纸告知“吴淞河工完竣”,第二天报纸上即有人吁请,可与西人联手继续延伸疏浚,并改采用挖泥之船——这一“西法”来进行。7月12日,报上又刊出《拟购用机器轮船开浚吴淞海口议》之论说,同样以吴淞河工为起因,具体介绍了“西国开河机器之船”的用途、价格、效率,并与中国原有人工做了比较,机器船“价廉用倍”,并建议中西和衷共济,同举此事,若实在不行,就“各国商人自行抽厘,凑成三万金购一机器轮船,以成此举”。法国银行的贷款,也成了报纸不遗余力推动之事。1872年7月25日首现《法国银行贷银事》,显然是为当期告白栏中的《法银行告白》做引头。26日则有《华商至法兰西银行入股签名》,29日又是言论《论西国贷银事》,8月3日则以截止之期已到,原定股份已满,“而愿买进股份者极多”的《法国银行贷银事》结束。凡此种种,环环相扣,倒不必去深究报纸是否有卖版面做托之嫌,我更愿意看成是,报纸将自身直接置于贸易场中,不断跟踪最新变化,“备记中外之事”,并根据自己的认识、判断与商界合作,穿针引线,“以通之外之情”

  报纸呱呱坠地仅过满月,上海滩出现一桩华洋商人洋布贸易纠纷。《申报》首先从英文报纸上转登了英领事法庭对该案的判决,随之发表言论,从而引发各方关注和讨论,《字林西报》和《上海新报》也卷入,贸易纠纷遂又成为媒介事件。该案件的原被告,分别是晋源钱庄和惇信洋行。因所验样布与实际所发之货有异,导致买家晋源亏本,索赔不得,遂将卖家惇信告上了法庭。最终因货单上有取货当面验明,过三日不得再有异议之字样,英领事法庭遂以此为据,断晋源败诉。此事一经披露,后续连片回应。除当事者外,宁波、苏州的洋布经销商,以及行业公会均纷纷出场,对这场洋布交易诉讼结果表示异议,认为这将使经营洋布的华商在以后的贸易中无法保证自己的正当利益,行业公会最后要求上海道台出面向领事法庭干涉。就这个个案的经过及其判决看,领事法庭的依据是惇信洋行发货单上的文字说明,就现代贸易而言,这可以说就是一种契约(虽然理解有歧义,甚至有文字陷阱)。但是,华商予以反击的,却是“信义”二字,认为按照栈单所要求的按包查验根本不可能,甚至是一种刁难(也是实情),“岂其独不信华商如斯也?”“华商与洋人交易往还已非一时,总以信义为主,否则岂能联络久远”。因此,惟有互相“恪守信义”,即华商相信洋货会按样品出货,洋行也应该相信华商不会无故退货以谋己利,方能保证双方贸易顺利。更让人吃惊的,依照洋货公会会议所说,类似惇信洋行这样的栈单,不是刚刚发现而是已有“四五年”之久,直到晋源事发才公开要求取消这样的条款。这也意味着,之前的交易华商可能就是凭着所谓的“信义”与洋商此类规则周旋。既然如此,这个华商洋布行业组织最终恳求上海道台来干预而自己无力出面与洋人交涉,怕也是不得已

  这个随手拈来的案子算不上什么大事,类似的贸易纠纷在当时的上海或许不少见,但就《申报》关于此一案例的处理,透露出颇多可以回味的东西。首先,报纸成为上海社会组织和调节的场所。英国领事法庭、中国人的钱庄和外国的洋行、行业公会,乃至于尚未公开出场的中国道台,悉数在报纸上出现。这是一种以报纸为基点的“可见性”。这里的“可见性”,我取自约翰·汤普森,但所用之意与之又有所不同。汤普森认为自印刷文字出现,就改变了原有面对面传播必须共处一个场所的范式,带来了“可见性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Visibility)。他将此种可见性的转型,命名为“没有地方的公共性”(public without place)。汤普森没有对“地方”概念化,他看上去就是从常识层面将地方理解为一个物理实体的“固着地”,比如一个咖啡馆、一个会场。他实际想表达的是由于大众媒介的出场,导致“可见性”无需面对面对话那样的身体在场。不过,身体不在场的“可见”,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地方的消失,而是“可见”和观看方式的变化,恰如汤氏自己看到的,是一种“视觉的定向”(directionality of vision),而不是“地方”的悬空没有着落。相反,因为它使“直接的具体的联系变成了心理上的远距离参与”,在消除了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地方”结构的同时,创造出印刷文化意义上的“媒介空间”——“此时此在”之同时参与。其次,如果说,工业化之后城市中心取代了国家,承担起监督各个场所的生产、消费和交换的职能,从而使得“城市中的事物得到具体反映的,并不是生产,也不是消费,而且也不是交换这些事物本身,而是在充满权力的结点性语境的生产或消费或交换的集体监管、监督以及的预期的控制”,那么,在上海“一市三治”这个特殊环境里,报纸在生产出这样一个权力结点性语境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监管、监督和控制的结点:把所有的参与者拉进了关系之中并使之互为辩白,借此讨论和重新确定规则。都市报刊成为“组织协调,使社区精英结成联盟”的重要力量。其三,若暂且以阿格纽的划分,地方具有“区位”——所在的确切位置;“场所”——形成关系的物理空间,以及“地方感”——主观和情感上的依附,那么,这个洋布纠纷的组织者——《申报》的出场姿态和立足点,就更值得我们关注。区位和场所不难捕捉,租界上海是报纸立足的位置,报纸是其关系的场所,关键是它的地方感。就这个案例中看,《申报》始终以“商界”的公共利益为依据,认同并加以突出的是以西式现代贸易规则为基础的“码头”贸易。它是以同情华商的方式,来讨论、改变并确立华洋共处的新秩序。就像它自己公开辩白的,它并不一定支持华商,但过三日不得再有异议,究竟指的是已经出栈之货还是包括尚未出栈的?合同文本必须清晰,才使将来不再有类似的后顾之忧

  当《申报》“专注于商界”,并赋之上海以“中华一大码头”的价值和意义时,上海变成了单向度的“地方”。“中国最早的城市的特征,乃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和象征。”因而中国传统城市,在其空间结构安排上,常常是两个中心区域:一是以政治文化为重的官绅区,另一个则是工商区域,后者的位置取决于与交通要道之间的关系。上海的政文中心是在上海城内,工商中心是城墙的东边,即大东门和小东门贴近黄浦江一带。1832年乘阿美士德号抵达黄浦江,并为后来开埠做了开路先锋的胡夏米、郭实腊等一伙人,就是在上海县城东门外上岸并进入县城去拜见地方官员的。三年后,即1835年岁末,时为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是如此进入上海:早上饭罢,先由胡巷口过渡,至南岸阅衣周塘工程。……又行至江湾,距宝山三十里,毛令在此备茶点……又行十里屈家桥,则上海所辖,松江炳守及上海温令并教佐等官俱来迎。又十余里过新闸,闸有三孔。又行十余里入上海大东门,至敬业书院住。不难见出,上述的这些线路均是沿政治和文化中心而趋行,是一个与《申报》完全不同的上海。《申报》的上海,几乎完全抹去了这一面,好像根本就不存在,甚至上海原本所有的“花园大城市”的自然风貌,也一并消失。“货物軿集商贾辐辏”的“贸易之场”,就代表了上海的所有。惟有当出现商业贸易纠纷迫不得已时,上海的晚清政府作为商界的陪衬,才从城里被召唤到洋场。政治、文化象征的“上海”,只能依附在“商界”——“中华一大码头”这张皮上

  【黄旦:《“奇闻异事,罔不毕录”:上海“城”的移动 —— 初期《申报》研究之二》,《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为了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受微信字数限制,分为上下两篇,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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