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百科汉画像砖:一部汉代成都的社会生活百

����这是汉代的成都,还是成都的汉代?答案是:这既是成都的汉代,也是汉代的成都好一幅独特的成都画面,也是好一部汉代的独特历史。这幅历史图画是以汉画像砖为经,汉代...


  ����€这是汉代的成都,还是成都的汉代?答案是:这既是成都的汉代,也是汉代的成都——好一幅独特的成都画面,也是好一部汉代的独特历史。这幅历史图画是以“汉画像砖”为经,汉代历史文献为纬,从几个侧面织就成都的生活面貌,从而也展示了汉代的历史风景。本文最难得是其独特的叙述角度和可触可摸的历史细节

  浣花溪带着花香在成都城西缓缓流过,经过几个蜿蜒曲折,在百花潭附近汇入南河,四川省博物院就坐落在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

  走进负一楼的《四川汉代陶石艺术馆》第二展厅,映入眼帘的是琳琅满目的汉代画像砖藏品。据四川省博物院学术研究中心原主任陈志学研究员介绍,四川汉代画像砖主要出土于成都及其周边的郫县、双流、大邑、新都、彭州、德阳、什邡、广汉等地,目前已发现一千多种。画像砖上的图案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当时的生产劳动、商业市肆、文化教育、礼仪风俗、居家生活、车马出行、建筑庭院、舞乐百戏以及神话传说等,几乎就是一部汉代成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陈志学也是一位多年从事画像砖研究的专家。他认为,画像砖是汉代厚葬风气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再加上“举孝廉”制度的实施,自春秋时代以来流行的厚葬习俗,到了两汉特别是东汉时期,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人们不仅将死者生前使用的各种物品做成随葬品,还发明了这样一种反映墓主生前生活的画像砖,把它们装饰、镶嵌在墓室之中

  它们在汉代民间艺术家们的刻画与塑造下,似乎不再是静止的图像,而是生动鲜活的现实

  在羊子山汉墓出土的“弋射收获”画像砖前,我感受到了汉代成都平原浓浓的乡村风情

  仔细看去,砖为两图。上图部分:一池碧波荡漾的池塘,几尾肥大的鱼和野雁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觅食。满塘的莲(荷)花盛开,莲(荷)叶浮于水面。池塘边的树阴下,隐藏着两个宽袖长袍的猎手,手持弓箭跪在地上。一人身体弯曲、仰面朝天,手中的弓箭对准了正在空中飞翔的大雁。另外一人身体略倾、弯腰抬臂,对着雁群满弓待射。在他们身旁的空地上,各有一个用以放置“缴”(丝线)或“矰”(短箭)的半圆形木架。池塘的上空,十余只大雁呈惊恐纷飞状,四散逃逸

  下图部分则是另一番景象:一群农人正在田地里忙碌。右边是两个裸露上身、穿短裤的赤足椎发男子,手里挥动长镰,正在收割谷物。在他们的身后是两个着深衣的男子和一位穿长裙的妇女,正在俯身捡拾地里被割下的谷穗。最后还有一人肩挑禾担,手提一食具,正欲离去

  “弋射”又称“缴射”,是用一种在短剑上系有丝线的弓箭猎鸟,猎手通过这种丝线收回射出的箭以及被射中的猎物。“弋射”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汉代时,演变为上流社会的一种娱乐消遣。从衣着打扮和行为上看,上方图中弋射狩猎的两位,显然不是一般的猎人。画像砖下方的收获部分则是普通农人的劳作场面,他们挽起双袖,赤着双足,在烈日下或风雨中忙碌、劳动,甚至于连吃饭喝水都不离开田间地头,与弋射部分充满闲适的情景相对照,不啻天壤之别

  自汉代中期以后,农村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各地出现了大量的豪强地主。在这些豪强地主的庄园里,不仅有良田、豪宅、车马、牧场、武库、织机和酿酒作坊,有的甚至还拥有盐井和冶炼工场。范晔在《后汉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如此庞大的家业,自然需要雇用大量的奴仆和佃农为他们从事生产劳动,而失去了土地的人们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得不在这些地主庄园里充当劳力。从这方“弋射收获”画像砖上看,在田地里劳动收割的农人有六人之多,不是一般农户家庭所拥有的劳动力人数,更像是地主庄园中的雇工。而手持弓箭的猎手很可能就是庄园的主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在农忙时节还悠闲地弋射消遣。也许正是因为画面上的池塘和田地都为地主所有,这两种不同的场景才会出现在同一方画像砖上

  天空中的大雁、稻花飘香的农田、池塘里的莲藕鱼鸭……呈现在我面前的,不仅仅是美丽的田园风光,还有汉代成都平原兴旺的农业与农村经济

  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早在战国时期就是全国重要的水稻产区。秦灭蜀后,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蜀地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并在秦始皇的统一大业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同样也是依靠蜀地提供的粮食和物资,在与项羽的争霸战争中占尽先手,并最终取得天下。汉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进一步扩大了良田的数量和规模。《华阳国志》中就记载了繁县(今新都境内)“有泉水稻田”,江原县(今崇州境)“有好稻田”,“绵与雒(今绵竹、广汉、德阳一带)各出庄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四川地区的粮食生产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要,还经常赈济遭受自然灾害的其他地区。据《汉书》记载:汉代初年,关中大饥荒,刘邦下令饥民“就食蜀汉”;汉武帝时期“山东被河灾”、元鼎年间“水潦移于江南”,巴蜀地区的粮食也曾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救助那些正在遭受苦难的同胞

  除“弋射收获”之外,画像砖中表现农业生产的还有“播种”“农事”“薅秧农作”“舂米”“纳粮”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些画像砖不仅细致地刻画了农民辛勤劳作的生动形象,对汉代粮食生产从播种、田间维护、收获、舂米、入库的整个过程也作了十分全面的反映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这首汉诗《陌上桑》描写的是一位叫罗敷的年轻女子,日出时分挎着竹篮,在城南的桑林里采摘桑叶的动人场面。无独有偶,在新都、广汉、彭州等地出土的“桑园”画像砖上,也有这种女子在桑林里采摘桑叶的情景——

  枝繁叶茂的桑树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看上去葱茏一片。左下方有一间瓦顶小屋,可能是守园人的住处。桑园内有一束巾包头、身穿长裙短袄的女子,只见她手持长杆,缓步朝一株桑树走去。画面生动、简洁,像是一幅写意国画,形象地勾勒出村女穿梭于桑林田园间的窈窕倩影,再现了当时妇女在桑园劳作、忙碌的场面

  自从黄帝元妃嫘祖发明种桑养蚕并利用蚕丝纺织以后,古蜀人就学会了这门技术。悠久的种桑养蚕历史,一些有关桑蚕的神奇传说也随之产生,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蚕女”的故事

  据《蜀中广记》引《仙传拾遗》所载:远古高辛氏时期,古蜀的人们都聚族而居,没有首领,也无人统率部族,过着原始的野蛮生活,因此时常发生相互侵占土地和打架斗殴的事件。广汉有这样一对父女,父亲被人掳走已一年有余,家里除了女儿,还有他养的马。女儿日夜思念她的父亲,有一天就对这匹马说:“要是我的父亲能够平安归来,我就嫁给你。”马想方设法把她的父亲救了回来。但这个女孩的父亲却不准备实践女儿的诺言,马终日流泪嘶鸣不吃食物,女孩的父亲便把马杀了,并把马皮晾在厨房里。有一天女孩路过厨房的时候,马皮突然把她卷起,飞驰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四处寻找失踪的女孩,后来在桑树上见到了马皮,而女孩已化为一蚕,正在吐丝成茧。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女孩,便给她取名“蚕女”,还给她塑了许多塑像“以祈蚕事”,希望蚕女保佑桑树茂密繁盛、蚕儿多多吐丝结茧

  两汉时期,蜀是我国栽植桑树和生产蚕丝的主要地区。那时的农家几乎家家树桑,户户养蚕。其中尤以岷江、沱江、涪江三江中游以及成都平原为盛。在沿江两岸,无论是平原还是丘陵,随处可见漫山遍野的桑林、圈围起来的桑园、房前屋后的桑树,正如西晋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栋宇相望,桑梓接连”。种桑养蚕是当时大多数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成都籍的汉代大文豪扬雄,其祖辈就“世以农桑为业”。就连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也称自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再加上“薄田十五顷”,已经足以养家糊口,过上相当不错的日子了

  种桑养蚕业的兴旺,为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条件。早在战国时期,成都地区的丝织业就已经很发达了。秦国侵吞蜀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图“得其布帛金银”为一统天下的资本。到了汉代,相当多的家庭中都置有纺机,从事着蜀锦和其他丝织品的生产加工,所谓“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圜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纺纱织锦是当时大多数成都妇女的一项基本技能。据说一代才女卓文君,不仅能够当垆卖酒,纺布织锦也是一把好手,有人曾这样称赞她织出的蜀锦:“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

  为了促进蜀锦的生产和发展,汉代政府还在笮桥南岸(今百花潭一带)专门设立了锦官城,“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当锦官城的织女们把织好的锦拿到流江(现在的南河)中洗濯后,其色泽更加鲜艳夺目。从此以后,流江就有了一个新的响亮名字“锦江”,而织锦工们住的地方则被称之为“锦里”,成都也有了一个新的响亮称号——“锦官城”

  两匹高大威风的骏马拉着一辆马车,在一名骑士的护卫下,从远处奔来,所经之处,卷起阵阵尘土。转眼之间,这马车便来到了一座桥上。于是,像被瞬间按下时光快门一般,这幅长达近两千年的画面从此定格——

  马车为双马拉辕,四面敞露,上有宽大结实的顶盖,汉代称为轺车。车里坐有两人,一人手拉缰绳,为御者。另一人宽衣高冠,正襟危坐,似官员。车旁有一骑士纵马相随。三匹雄健有力的骏马昂首挺胸,威风凛凛,撒蹄狂奔。桥为平板木桥,桥板横竖交铺,桥沿两侧有木护栏。桥身由四排结实的木柱支撑,排列整齐均匀

  汉代成都平原河流众多。成都城外不仅有内江(郫江)和外江(流江、检江),城内也是河流纵横、沟渠遍布,称得上是一个水上之城。充沛的水资源既为成都人民的生活、生产带来了便利,但又不利于货物的运输和居民的出行,桥梁也就成为连接城市内外交通的重要途径。据史料记载,当时在成都城西南的郫江之上就有永平桥、长升桥、冲治桥、市桥、江桥,流江有万里桥、笮桥等七座大桥,因布局酷似天上的北斗七星,又被人们称为七星桥。除此之外,城北还有升仙桥、城南有龟化桥等。而城区之内,由于支流、道路密布,桥梁自然就更多了。虽然历经两千余年,河流屡经改道,桥梁也时断时修,有的甚至已不复存在,但以桥命名的地名至今仍然保留了很多

  西汉初年,由于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严重倒退,其中马匹尤为匮乏,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的寒磣景况。而更为紧迫的是北方屡遭匈奴人的掠夺侵扰,军马和战车短缺,汉朝的大军无可奈何。也许正因于此,汉朝政府下决心,既要让守卫边关的将士纵马驰骋,杀敌保国;也要让大汉的土地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于是,无论在边郡还是内地,一个又一个马场、一座又一座马厩兴建了起来。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壮观场面

  仅有马匹、没有车辆也是不够的。在发展养马业的同时,汉代政府还大力发展车舆制造业。据《华阳国志》记载,在成都城的西面内江和外江之间,汉政府修筑了一座车官城,负责制造包括战车在内的各种车辆,并在车官城的东西南北四面,特别设有军营加以保护

  随着养马业和车舆制造业的兴盛发展,从皇帝到官僚贵族都备有大量车马,出行时纵马列队,车骑相连。在成都青杠包和羊子山汉墓中排列的画像砖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样的场面:多辆马车组成车队,前有开道的伍伯前驱、骑从、斧车,后有压阵的卫从、骑吏,浩浩荡荡,气派非凡

  高大的骏马、豪奢华丽的车舆,不仅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也是时尚与潮流的标志。这也难怪司马相如受诏去长安路过驷马桥时,要发出“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的誓言了。如同歌舞豪宴一样,对于车马的偏爱,是汉代人挥之不去的情结,也许可以这样说,“鲜车怒马”就是汉代人对时尚的一种理解和诠释

  瓦楞清晰的屋檐下,一座由泥土垒起的长方形垆台,台上有三个圆口,台下放有三口大瓮,圆口与大瓮之间有一根直管连接。炉台后有一大缸,缸边一双髻鬟发女子两袖高卷,左手扶住缸沿,右手拿一瓢正在从缸内舀酒。女子旁边,有一戴冠男子双手扶于柜面,似在招呼前来买酒的客人。炉台侧面还立有一人,正在扭头观看炉台内的美酒。屋外稍远处,有一着深衣的男子肩挑两罐酒,一边走一边回头,似在向主人告别。另一边,一人推着独轮车,正在向外走去,车上还有一个装酒的方形圆口容器

  这是一方出土于新都、名为“酿酒”的画像砖,画面上既有酿酒,也有卖酒、送酒的场面,是一个典型的批发兼零售的酿酒小作坊

  再看看另一方同样出土于新都的“酒肆”画像砖:临街的店铺也有一柜台,台内放有两个酒坛,屋檐下还悬挂着两个酒壶。屋内有一卖酒人,正在招呼买主,店前站着一个前来沽酒的长袍老人。老人的身后,一椎髻男子身着短衣短袴,推着独轮车一边往外走去,一边回头与店主告别,车上有一个方形圆口容器。远处有一小童正在向酒肆跑来,后面紧跟一个短衣短袴男子,手持一杆,杆的另一头悬着一个酒壶,沽酒的心情似乎有些迫不及待

  这两方画像砖上的情景,不由得使我联想到蜀中历史上一段著名的佳话来:那就是汉代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和大富豪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一对因家境悬殊而婚姻遭到家人反对的恋人,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离家出走。后来因生活窘迫,不仅变卖了所有的家当,还四处借款筹钱,终于在临邛(今邛崃)买了一间酒舍,做起了卖酒的生意。估计当时这并不是一件让人感到难堪的行业,否则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和一位饱读诗书的气质文人,很难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垆卖酒,他们的酒舍估计与画像砖上的情形也不会相差太远

  四川汉代画像砖中,与此相同或类似的画面还很多。图案上,这些小酒肆一般都临街而筑,店铺的屋檐下都悬挂有壶、觚、坛等盛酒器皿。前来买酒的老人、妇女、小酒贩、大酒楼大饭庄的采购员,各色人等,应有尽有,生意十分红火

  酿酒业在当时也是谋利很大的一个行业,大规模的酿酒作坊不仅产销量高,利润也很丰厚,有不少作坊主因此而“富比千乘之家”。而那些自产自销的小酒坊,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在临邛开设的那家“当垆”,也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即使不算富裕,但也温饱有余了

  随着酿酒业的兴盛,酒类的品种也愈来愈多,并出现了一些知名的地方品牌,如“宜城醪”“酂白”“苍梧清”“中山冬酿”以及巴蜀“酴清”等。这里提到的巴蜀“酴清”,实际上是两种酒,“清”是巴地产的“清酒”,“酴”是蜀地的“酴酒”。据称,这种“酴酒”是以小麦造曲、用米酿制的,类似于现在的啤酒,酒精度不高,很适合大众饮用,扬雄的《蜀都赋》、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均有记载

  据《汉书·高祖纪》记载,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十分喜好酒色的人,还在沛县当亭长的时候,他就经常邀约乡里的三朋四友一起饮酒作乐,天天喝得烂醉如泥。钱花光了就带着这帮人到他的大嫂家去蹭吃蹭喝,或者跑到附近的王婆、武妈的小酒店去赊酒。就是当上皇帝之后,他依然嗜酒如命。有一次回到家乡,酒瘾复发,于是召集一帮乡人故友,通宵达旦地饮酒狂欢。喝到尽兴处,竟然“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也不顾天子的尊贵身份,起身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看来,这位刘皇帝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那时,皇帝们不仅常常在皇宫中大兴酒宴,还以酒赏赐官员。有的皇帝在巡幸天下期间,也以各种名义向沿途的官员和老人赏赐酒肉,显示朝廷的恩惠

  普通百姓每逢岁时节令、婚礼、丰收等日子,也要饮酒庆贺,享受一下难得的快乐

  汉代的成都人还喜欢在家斟上一杯“酴清”小酒,慢慢细细地品尝小家的温暖。在成都市郊出土的“宴饮”画像砖上就有这样的一幕——

  一间有气窗的瓦房内,三人跪坐于地,地上有案,案上放有食物、筷子、耳杯等食具。正中坐着一位虬髯老者,左边一个戴冠男子正在向老者敬酒,右边头梳高髻的女子,手持一花状物正递向老者。屋后有一棵老树,树叶已落尽,枯枝伸出房顶。时节似为寒冷的冬季,屋内情景却温暖如春

  令我惊讶的是,当下成都人享受生活的遗传基因,似乎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存在。尤其是那些官僚贵族、巨贾富商,他们常常聚集一处,攀缘结交,联络感情,其中少不了吃吃喝喝

  这些豪门宴饮的奢华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文学家左思在《蜀都赋》中是这样描写的:“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佳宾。金罍中坐,肴烟四陈,殇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竟,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飉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

  在美妙的丝竹管弦声中,富豪们一边享受美酒佳肴,一边欣赏着伎人的歌舞杂技表演。画像砖上这样的场面屡见不鲜——

  “歌舞宴乐”画像砖上,樽、盂、杯、杓等饮用器皿置于正中。上方右侧一男一女席地而坐,席前有两案。男人头上戴冠,宽袖长袍,女的头梳双髻,二人正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出。上方右侧一伎拨弦抚琴,后面一伎似在伴唱。左下一人左手击节,右手敲鼓,右下是一束发戴冠、深衣长袖的舞者,正在翩翩起舞

  “歌舞杂技”画像砖上,男女主人座下有席,席上置有器皿和食物。左下两伎双手捧琴,正在伴奏。伴奏乐伎的前面,还有一个赤裸上身手持火球的伎人,只见他嘴巴大张,正在表演一种类似“吞刀吐火”的杂技。画面的右上角是两位赤裸上身的男伎,其中一人在玩“跳丸”,另外一人则在“顶壶”。这位“顶壶”的伎人一心二用,一边在“顶壶”一边还与“跳丸”的伎人搭档表演“跳丸”,两人的配合似乎还相当默契。右下是一名云髻高耸、双手持长巾的窈窕女伎,长巾在她的舞动下凌空飘逸,优美绝伦

  从古至今,几乎每座城市都有各自的标志性建筑,汉代成都的地标也许就是“市肆”画像砖上刻画的建筑了

  成都曾家包、羊子山汉墓出土的“市肆”画像砖上:画面中央是一座高高的市楼,楼上悬有一大鼓。东西、南北各有一条道路,道路上人们熙熙攘攘,有正在行走的,也有推着独轮车的,还有相互交谈的。道路的两旁是排列整齐的列肆(商铺),列肆为三、四排不等的长廊式建筑,里面的商贩和顾客正在忙着交易。砖的四周有围墙和大门,西南靠墙处还有两间堆积货物的房舍

  如果说曾家包、羊子山“市肆”画像砖是对汉代商业市肆的全面反映,新都、广汉、彭州出土的“市肆”画像砖则更加注重市肆的局部刻画——

  新都“市肆”砖:中央市楼前有两人,一人手持一条状物正在朝市门走去,身后有一犬相随,另一人手提购买的物品也准备出门。画面左侧有一小商铺,一顾客似乎正在向店主询价。市楼下面一个管理员似的人物,手持一槌正欲上楼击鼓,看样子闭市的时间快到了

  彭州“市肆”画像砖上方刻有“北市门”和“南市门”几个字。画面上共有五间商铺,人物达二十余人。有沽酒的、卖布的、割肉的、买粮食的,有的正在交易,有的还在讨价还价,场面十分火爆

  广汉出土的这方画像砖上,也有“市楼”和“东市门”几个字。画面上既有商贩招徕顾客的情景,也有顾客和商贩讨价还价的场面。而在一间无人问津的庖厨店前,店主斜倚在灶壁,似乎正在欣赏眼前的热闹景象。市楼的下面一层,两位管理市肆的官员正在悠闲地喝茶聊天

  汉代政府对商品交易的管理十分严格规范。县以上的市场(市)均筑有阛(市墙)、阓(市门)、隧(道路)。市场还有专门的官员“市令”“市长”进行监管,他们的办公地点称为“市楼”或“旗亭楼”。市肆按照商品的种类划分销售区域,规定了开市、闭市的时间,有专职的“门大夫”负责开关市门。市场内的商品应有尽有,人们在市场内即可买到所有的生活必需品,类似现在的综合交易市场。这种集中交易的方式既便于管理,又为城市居民购物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关于成都的“市”,《华阳国志·蜀志》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个很夸张的故事:汉武帝时,一个地方官因修筑僰道不力而被朝廷使者唐蒙问斩。临刑前,他竟长叹一声:“忝官益土,恨不见成都市。”唐蒙听后恻隐之心顿起,居然下令暂缓行刑,将其押解至成都,满足了这位官员在临死前一睹“成都市”的心愿

  据史料记载,当时成都的市民居住区“闾里”有四百多个,人口达到了七万六千二百多户,是仅次于长安的大都市,也是汉代著名的商业“五都”之一。城内街道林立,商业贸易十分繁荣。成都少城外的南市更是商业贸易的集中之地,南来北往的商人们在这里交易买卖,生意十分兴旺。成都制造生产的铁器、铜器、漆器、蜀锦以及茶叶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有的商品甚至远销到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左思在他的《蜀都赋》中是这样描写成都城市繁华景象的:“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

  四通八达的道路、高高的市楼、排列整齐的列肆、堆积如山的货物、来来往往的客商,既是汉代成都商业的情景再现,亦是汉代成都城市风貌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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